旺報【文╱郝柏村】
1940年全年成敗優劣之成分，可說政治外交與精神道德完全取勝，而軍事與經濟，敵寇雖然未達成其目的，而我國未能言有進步與取勝，只說打一個平手而已。
1940年抗戰形勢在前10個月，無論軍事、外交、財政、經濟、金融、交通、物價、糧食，以及中共、滇龍、川局，皆處於危急動盪的境地，尤以俄國態度惡劣，中共到處煽惑，朱德與彭德懷明白抗命襲擊國軍，且造謠中央與敵妥協。
中共叵測引憂慮
其時中共心理，以為中央遭遇此種危境，會向敵投降，尤其在5、6月間，宜昌初失，英、法慘敗之時，關閉滇緬路而天旱不雨，物價飛漲，敵機每日狂炸重慶與敵情進逼，人心惶急謠言紛起，其至一夕數驚，各地搶米風潮迭起，糧價暴騰，所謂不畏敵機之狂炸，而獨患糧價暴漲之恐慌，此時環境險惡空氣緊張，比任何時期尤為危殆。
對史達林要求，其已允購之飛機交來，以濟燃眉之急；對羅斯福請求，其貸借平準基金，如大旱之望雲霓，皆置不覆，此為抗戰以來，第一次遭受如此之冷眼，與最難堪之侮辱者。
然於此時，仍唯日夕禱告，求上帝聖靈保佑中華，是賴毫無搖撼，乃處之如素，深信冥冥之中必有主宰，只要自強奮鬥不懈，則惡者與邪者未有不可為我所克制，而得轉危為安，最後勝利之日也。今追溯既往，自策來日。
總之，1940年全年成敗優劣之成分，可說政治外交與精神道德完全取勝，而軍事與經濟，敵寇雖未達成其目的，而我國未能言有進步與取勝，只說打一個平手而已。故明年於軍事與經濟，尤應特別努力奮進，至於建國之基本工作，如組織規範，則仍未能創立，殊為最大之遺憾，務期於明年能補足之，則幸矣。
1941年11月26日，接獲美與倭達成「3個月妥協」之報告，星夜手擬致美政府電稿，而所謂「3個月妥協」之內容，應為倭自越南撤軍，不得經由越南攻擊中國，倭不南進，美取消對倭經濟制裁，而倭於3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。果爾，則倭於今後3個月內，必全力在中國用兵，迫使重慶投降，自關係中國的存亡，故蔣公堅決反對，並以強硬態度，要求美國變更妥協政策，卒獲成功。
1941年著述較往年精進，如九一八告軍民同胞書，財政會議講詞，國民參政會第二次開會詞，南嶽軍事會議訓詞，與中共不出席參政會（因新四軍事件）講詞，對內政、外交、軍事、經濟，尤其對敵神經戰，發生無形而極大的作用。
閻錫山10月以後通敵叛降陰謀，蔣公以嚴正態度與果決行動，嚴密布置以待，之後以國際形勢好轉，使其放棄陰謀。11月間大軍進駐昆明，西昌亦於夏季進駐國軍，5年來統一川、康、滇之計畫和諧實行，乃潛移默化之功。
與世界大戰合流
全國財政會議後，中央與地方財政系統建立。抗戰雖開始，但川、滇等省各自發行鈔票，是不統一的狀態。中英美平準基金所用非人，法幣貶值，物價飛揚，高利貸與囤積之風甚熾，為本年最危險之一事。蔣公於11月間親自主持經濟會議，除弊祛害，嚴格管制，物價趨穩，而四川徵糧生效，經濟轉危為安。
6月間天旱不雨，幸自18日起，大雨紓解旱象；敵機轟炸重慶，發生窒息案；22日德俄開戰，外患亦得輕減壓力，人心漸安。
4、5月間，敵對中條山攻勢，黃河渡口被占，閻錫山降敵，謀叛亦起因於此；9、10月間，長沙、鄭州失而復得，攻入宜昌，但未能收復，各戰區高級將領驕惰，甚至走私圖利，經南嶽軍事會議，重振軍紀士氣，惟兵役改進，非可求於旦夕之間。役政的根本病因在戶政，此乃全國均無身分證，戶口未清查之故。南昌、宜昌未能克復，福州反而收復。寧波故鄉失陷，廬墓被汙，乃蔣公一生遺憾。
中共自1月分新四軍被我解決，凶橫咆哮。俄倭中立條約發表，俄竟承認偽滿，對我失信背義。
國際外交，本年變化最大，我外交勝利亦達頂點，其一為11月26日對美之嚴正表示，使美倭妥協不成；德既攻俄，則俄不能坐大，卒至英美、澳、荷、中在重慶成立軍事會議，美《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，對我援助雖不及英之百分之一，但其精神作用極大。
8月間羅邱大西洋會議宣言，予侵略者打擊甚大，而予我國民精神振奮；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我與英美結成同盟，雖初期香港、菲律賓及馬來亞盟軍失利，但對我國民心理與民族精神，開創歷史未有之優勢。復興中華民族，總理革命50年來之目標，可完成矣。
7月初，德義承認汪偽，次日即宣布與德義絕交；12月8日倭襲珍珠港，即對倭與德義同時宣戰，並對英美俄當局，提出共同作戰之建議，皆為抗戰中的大事。而對德義先於美國宣戰，更表示我獨立之精神與決心。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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